越南核电规划与建设

摘要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越南作为东南亚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安全挑战。电力需求以每年 12%-16% 的速度飙升，而传统化石燃料的环境压力和供应瓶颈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核电作为清洁、稳定的基荷电源，重新成为越南能源战略的核心议题。

越南的核电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历经多次起伏。从最初与苏联的技术合作，到 21 世纪初同时与俄罗斯、日本签署建设协议，再到 2016 年因福岛事故阴影和经济压力而暂停，直至 2024 年底重新启动，越南核电发展之路充满曲折。特别是2025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宣布退出宁顺 2 号核电站项目，表示即使从现在开始全力推进，按日本技术最快也要到2036年才能投入运营，实际情况可能接近2040年。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越南核电项目的深层次困境，更折射出其在技术选择、项目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系统性问题。

引言：

越南的国家发展战略与能源困境

要理解越南为何对核电如此执着又如此纠结，必须将其置于其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之中。自1986年“革新开放”（Đổi Mới）政策实施以来，越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迅速从一个战后贫困国家转型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经济的腾飞也带来了对能源近乎贪婪的需求。电力消耗的年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两位数，远超GDP增速。传统的能源结构——以水电和煤电为主——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的局限性。

水电开发已接近饱和，且易受季节性干旱影响，可靠性存疑。煤电虽然是主要的基荷电源，但越南正从煤炭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同时其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也与越南政府在本世纪20年代初做出的“净零排放”国际承诺背道而驰。液化天然气（LNG）被寄予厚望，但其价格波动剧烈，且同样面临进口依赖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近年来发展迅猛，但其间歇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独立支撑一个庞大工业经济体的稳定运行 。

正是在这样一种“能源焦虑”的背景下，核电进入了越南最高决策层的视野。核电被视为一种近乎理想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提供大规模、稳定、可靠的基荷电力；运行过程中几乎不产生温室气体，有助于实现气候目标；并且可以显著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水平。对于一个渴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掌握核电技术本身也被赋予了提升国家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 。因此，越南的核电之路，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选择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战略决断。

全球核电发展的背景

越南的核电决策并非在真空中做出，而是深受全球核电发展浪潮起伏的影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显的背景下，核电迎来了所谓的“核能复兴”。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纷纷启动或重启核电计划。越南正是在这一波浪潮中，将自己的核电雄心付诸行动。

然而，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全球“核能复兴”的热情。福岛事故极大地唤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核安全忧虑，导致德国、意大利等国决定彻底弃核，许多国家的核电计划也因此延缓或取消。这场事故对越南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加剧了越南国内本就存在的对核安全的担忧，也直接导致了后续项目成本评估中安全标准的急剧提高，成为压垮2016年暂停决定的重要稻草之一 。

进入21世纪20年代，全球能源格局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凸显了过度依赖单一化石燃料进口的巨大风险，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被重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性使得各国减排压力倍增。在这一新的宏观背景下，核电作为一种成熟的低碳基荷能源，其价值被重新认识。许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法国乃至英国，都纷纷调整政策，延长现有核电站寿命，并规划建设新的核电机组。正是在这一轮全球核电“回暖”的大趋势下，越南于2023年重新启动核电计划，既是其国内需求的必然，也与国际宏观环境的变化形成了同频共振。

第一章：越南核电规划的漫长前奏（1976-2006）

越南的核电梦想并非始于21世纪，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国家统一后的初期。这一时期长达三十年，是越南核能事业从零开始，逐步建立科研基础、培养人才、酝酿政策的“播种期”。虽然没有建成任何商业核电站，但这一阶段的积累为后续的宏大计划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1.1 早期萌芽与制度奠基 (1976-1995)

越南的核技术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援助南越政权建设的大叻核研究反应堆。这座TRIGA-Mark II型反应堆(250kW)于1963年投入运行，主要用于研究、培训和同位素生产。

1980 年，在苏联的帮助下，越南恢复并升级了大叻 500 千瓦研究反应堆，这是一个独特的俄罗斯反应堆堆芯与 TRIGA 基础设施的组合。苏联专家自 1982 年起参与反应堆的修复和扩建工作，使这一重要科研设施得以重新焕发生机。然而，到 1989 年，随着苏联经济改革失败和自身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苏联终止了对越南包括扩建大叻核电站工程在内的一切援助。

越南核能发展的制度化开端，以1976年越南国家原子能研究所（Vietnam Nationa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后发展为VINATOM）的成立为标志 。VINATOM的成立，意味着越南开始从国家层面系统地组织核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在成立后的近二十年里，VINATOM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核技术在农业、医疗、工业等领域的和平应用，并持续对引进首座核电站进行初步的前期研究 。

进入 1990 年代，越南继续推进核电研究。1995 年的一份重要报告指出："大约到 2015 年，当电力需求达到 1000 亿千瓦时以上时，应该引入核电以满足国家电力需求的持续增长"。这份报告为越南核电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核电引入的时间节点和发展目标。

1.2 政策酝酿与可行性研究 (1995-2006)

从1995年到2006年，是越南核电政策从一个模糊概念走向具体规划的关键十年。这一时期，越南政府采取了“研究先行、稳步推进”的策略，逐步构建核电发展所需的法律、监管和技术支撑体系。

1.2.1 可行性研究的启动

1996年，越南政府主导启动了包括核能在内的可持续能源开发研究 。同年，一项关于核电项目的基本研究正式开始 。这些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回答几个基本问题：越南是否需要核电？越南是否有能力建设和运营核电站？如果需要，应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展核电？这些研究由VINATOM牵头，联合国内多个部门和研究机构共同进行，并积极寻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国际组织的技术援助和指导 。

1.2.2 监管机构的建立

发展核电，安全是前提，而独立的监管是保障安全的核心。越南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2002年，越南辐射与核安全局（VARANS）正式成立 。VARANS的设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越南开始构建独立的核安全监管体系，将核能的研发应用（由VINATOM负责）与安全监管（由VARANS负责）进行分离，这符合国际通行的核安全管理原则。VARANS的成立，为后续《原子能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与国际核安全标准的接轨，奠定了组织基础。

1.2.3 国家战略的出台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准备，越南的核电政策在2006年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这一年，越南政府批准了具有纲领性意义的《2020年前和平利用原子能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及其实施的总体规划 。这份《战略》首次从国家最高战略层面，明确了发展核电的目标、原则和路线图。它将发展核电视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科技水平的重要举措。《战略》的批准，意味着越南的核电计划已经完成了内部的政策辩论和可行性论证，正式从“研究阶段”迈入了“准备实施阶段”。它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越南发展核电的决心已定。这份文件与早前签署的“越南电力发展2004-2010战略”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越南进军核电领域的顶层设计蓝图 。

总结来看，1976年至2006年的这三十年，是越南核电事业的“沉默”积累期。从一个研究反应堆起步，到建立国家级的原子能研究所和安全监管局，再到出台国家级的核能发展战略，越南一步一个脚印，为即将到来的核电大建设时代，铺设了坚实的制度、技术和法律基石。

第二章：雄心勃勃的启动与国际合作（2007-2016）

在完成了长达三十年的前期准备后，越南核电事业在2007年正式按下了“启动键”。从2007年到2016年项目暂停，这十年是越南核电计划从蓝图走向现实、全面加速推进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越南完成了法律框架的构建、首批核电项目的选址和合作伙伴的确定，并启动了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培训和基础设施准备工作，展现了其发展核电的巨大决心和执行力。

2.1 顶层设计：法律与规划的完善

2.1.1 《原子能法》的通过及其法律基石作用

如果说2006年的《战略》是越南核电的“政策宣言”，那么2008年6月越南国会通过的《原子能法》则是将这一宣言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法律基石” 。这部法律的颁布，是越南核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它为越南和平利用原子能，特别是核电站的建设、运营和退役，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法律框架。《原子能法》明确了核安全、辐射防护、核材料管制、核事故应急、核损害赔偿责任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确立了越南辐射与核安全局（VARANS）作为国家独立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这部法律的通过，不仅为国内核电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使越南的核法律体系向国际标准看齐，为后续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2.1.2 核电发展规划的批准与宏大目标

在法律框架就位的同时，具体的项目规划也在加速推进。2007年，越南政府正式批准了核电发展总体规划，首次提出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到2025年，实现核电装机容量达到8000兆瓦（MW） 。这一目标在当时看来是雄心勃勃的，意味着越南计划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建成大约8台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核电机组。

基于这一规划，越南政府于2008年批准了在东南部沿海的宁顺省（Ninh Thuan）建设该国首批两座核电站的计划 。宁顺省因其地质结构稳定、人口相对稀疏、靠近主要电力负荷中心等优越条件，被选为越南核电发展的“桥头堡”。2009年11月25日，越南国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宁顺核电站项目的决议 。国会的批准，标志着越南首个核电项目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授权，从法律和政治层面扫清了最后的障碍，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的国际合作与招标阶段。

2.2 核心项目：宁顺核电站的规划与技术选型

宁顺核电项目是越南核电梦想的承载者，由两个独立的核电站——宁顺1号和宁顺2号组成，规划总装机容量为4000兆瓦，每个电站初期建设两台机组 。越南政府在项目实施主体的选择和国际合作伙伴的确定上，采取了“双轨并行、适度竞争”的策略。

2.2.1 宁顺1号核电站：与俄罗斯的战略捆绑

宁顺1号核电站项目被交由国有的越南国家电力集团（EVN）作为投资主体 。在技术合作伙伴的选择上，越南最终选择了其传统盟友——俄罗斯。2010年，越南与俄罗斯签署了建设宁顺1号核电站的政府间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将作为总承包商，负责提供两台总容量约2000-2400兆瓦的核电机组，并提供技术转让、人员培训、核燃料供应乃至乏燃料后处理等一揽子解决方案 。

•技术选型： 宁顺1号核电站计划采用俄罗斯成熟的VVER压水堆技术。最初考虑的是VVER-1000（AES-91/92）型号，后续升级为更先进的、符合“后福岛”安全标准的第三代加（Gen III+）技术——VVER-1200（AES-2006）型反应堆 。VVER-1200反应堆具备非能动安全系统、双层安全壳和堆芯熔融物捕集器等先进安全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可靠的反应堆设计之一。

•融资安排： 俄罗斯为该项目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融资方案。根据协议，俄罗斯政府承诺提供项目总投资额（当时估算约80-90亿美元）中高达85%的政府贷款 。这种“技术+资金”的捆绑模式，极大地减轻了越南的初期财政压力，是越南选择俄罗斯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尽管协议被广泛报道，其包含具体技术转让条款和融资细节的完整法律文本及附件，从未向公众公开，这为外界评估其长期效益与风险带来了不确定性 。

2.2.2 宁顺2号核电站：与日本的合作探索

与宁顺1号项目指定给EVN不同，宁顺2号核电站的开发权被授予了另一家国有能源巨头——越南石油天然气集团（Petrovietnam） 。这种安排被认为旨在引入竞争，并分散技术依赖风险。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越南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核电强国——日本。

2010年，越南与日本也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确认日本成为宁顺2号核电站项目的优先合作伙伴 。日本方面由日本原子能公司（JAPC）和日本国际核能开发公司（JINED）牵头，计划提供两台先进的第三代（Gen III）轻水反应堆，总装机容量同样约为2000兆瓦 。

•技术考量： 日本的技术方案被认为在安全标准、运行效率和管理经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然而，与俄罗斯提供标准化的VVER技术不同，日本方面可供选择的技术路线更为多样，这使得技术选型过程更为复杂 。同时，在一个国家建设两个来自不同技术体系（俄系和日系）的核电站，也给越南在法律法规、监管标准、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的统一准备方面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

•合作模式： 与俄罗斯提供的“交钥匙”工程和政府贷款模式相比，日本方面的合作模式更侧重于技术合作和商业融资。虽然日本也承诺提供资金支持，但其模式更复杂，需要越南方面承担更多的项目管理和融资协调责任。

2.3 全面铺开：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与供应链的构建

在确定了核心项目和合作伙伴后，越南开始全面推进核电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 越南电力集团（EVN）等项目方迅速启动了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场址批准文件的准备、环境影响评估（EIA）报告的撰写以及初步的安全分析报告 。根据当时的时间表，宁顺1号核电站计划在2014年开始首批建设工作，并在2020年实现第一台机组的商业运营 。尽管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等文件据称已提交审查，但其官方全文、批准文号及公开获取途径至今仍难以在公共领域找到，这反映出项目在透明度方面存在不足 。

•人力资源开发： 越南深知，核电站的“硬件”可以引进，但安全运行所依赖的“软件”——合格的人才——必须自主培养。为此，越南启动了一项规模宏大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根据与俄罗斯的协议，数百名越南学生被公派到俄罗斯顶尖的核工程大学（如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进行系统学习，以培养未来的核电站操作员、工程师和监管人员 。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中也包含了类似的人才培训项目。

•供应链本土化： 为了最大化核电项目的经济效益并提升本国工业水平，越南政府提出了推动核电供应链本土化的目标。这包括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核电站的土建工程、辅助设备制造和相关服务。俄罗斯等方面也承诺通过技术转让，帮助越南逐步建立自己的核产品制造能力。然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核电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实现有意义的本土化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挑战。

总而言之，2007年至2016年初的这十年，是越南核电事业从蓝图到工地的冲刺阶段。国家意志的强力驱动、国际合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各项准备工作的有序推进，让越南的核电梦想看起来前所未有地触手可及。然而，一场来自东海彼岸的核事故，以及国内经济形势的悄然变化，即将为这场雄心勃勃的进军画上一个巨大的休止符。

第三章：戛然而止的暂停与深刻反思（2016）

2016年11月22日，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宣布停止实施宁顺核电站项目。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越南首个核电计划的无限期搁置，也标志着该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实则是多种内外因素长期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越南决策层在面对复杂现实时的务实态度，也引发了对越南核电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

3.1 国会决议：搁置核电项目的多重动因

越南官方及外界普遍认为，导致核电项目暂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可以归结为经济、安全和市场三个层面。

3.1.1 经济因素：急剧攀升的成本与国家财政压力

经济可行性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项目初期规划阶段（2008-2009年），宁顺两座核电站的总投资额估算约为200万亿越南盾（按当时汇率约92亿美元） 。然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了超过一倍。有报道称，两座核电站的总投资起步价已高达220亿美元 ，甚至有估算认为总成本可能接近270亿美元。

成本飙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后福岛时代的安全标准提升：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全球核安全标准被大幅提高。新建核电站被要求采用更先进、更昂贵的第三代或第三代加技术，增加大量的非能动安全系统和严重事故缓解措施。这直接导致了反应堆设备和相关工程的成本急剧增加。

•通货膨胀与汇率波动： 在长达数年的项目准备期内，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越南盾对美元的汇率变化，也导致了项目总成本的攀升。

•基础设施配套成本： 核电站的建设不仅是反应堆本身，还包括电网升级、道路交通、冷却水系统、乏燃料临时储存设施等一系列庞大的配套工程，这些成本在初期往往被低估。

面对如此高昂的投资，越南的公共债务水平在当时已接近国会设定的65%的GDP上限。继续推进核电项目，将给国家财政带来不堪重负的压力，并可能挤占其他更紧迫的民生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越南政府明确表示，以当时越南的经济状况，承担如此巨大的项目是不经济的 。

3.1.2 安全因素：福岛核事故的深远影响与公众焦虑

福岛核事故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核电安全性的普遍担忧，越南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同样拥有漫长海岸线、易受台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福岛的场景在越南民众和部分决策者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公众信任的缺失： 尽管越南的媒体环境受到严格管控，大规模的公开抗议活动罕见但通过各种渠道，公众对政府在核电技术、管理能力和透明度方面的担忧依然存在。许多人认为，越南作为一个核能“新手”，尚未准备好应对可能发生的核事故 。福岛事故无疑放大了这种不信任感。

•技术与管理能力的自我审视： 福岛事故也促使越南政府内部进行更审慎的自我评估。尽管有国际合作伙伴的技术支持，但核电站的长期安全运营最终依赖于本国独立的监管能力和成熟的安全文化。越南是否已经建立起这样一套强大的体系，成为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问题。一些政府内部的谨慎派官员和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3.1.3 市场因素：电力需求增长放缓与可再生能源的竞争

在项目启动之初，越南预测其电力需求将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在2010年代中期，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越南的电力需求增速有所放缓 。这使得建设大型核电站的紧迫性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本在短短几年内大幅下降。对于越南而言，发展这些分布式、建设周期短、初始投资相对较低的能源，似乎成为一个更灵活、更具经济吸引力的选择。可再生能源的崛起，为越南提供了一个替代核电的、至少是中短期内可行的路径，从而改变了能源决策的成本效益计算。

3.2 暂停的代价：已投入成本与国际关系的影响

暂停核电项目并非没有代价。据报道，到2016年，越南已经在宁顺核电项目的前期工作中投入了数万亿越南盾。这些投入主要用于场址勘察、可行性研究、基础设施准备以及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培训。

越南不仅停止了核电站的建设，还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撤销了国内高校的核工程专业。首批派往俄日深造的技术骨干归国后无岗可就，被迫转行从事房地产、IT 或翻译工作。这一决定导致越南核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彻底崩溃，为日后的重启埋下了巨大隐患。

在国际关系层面，暂停项目也考验着越南的外交智慧。俄罗斯和日本作为项目的核心合作伙伴，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技术准备和商业谈判。越南需要向这两个重要的战略伙伴解释其决定，并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幸运的是，俄、日两国对此表示理解，并同意搁置相关协议，为未来可能的重启保留了空间。

3.3 政策转向：能源结构的再平衡

暂停核电后，越南的能源政策重心迅速进行了调整，更加明确地转向了“多源并举”的策略，短期内重点填补电力缺口的希望被寄托在煤电、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上。

•化石能源的延续：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越南批准并建设了多个大型燃煤电厂和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及发电项目。这被视为在没有核电的情况下，确保工业化所需基荷电力的现实选择。

•可再生能源的爆发式增长： 越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在2018年至2021年间，越南的光伏装机容量实现了爆炸式增长，一度成为东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头羊。

2016年的暂停决定，是越南核电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体现了越南决策体系的务实主义和灵活性。它表明，宏大的国家战略在面对经济、安全和市场的现实约束时，需要有能力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反思。这次暂停为越南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去重新评估其能源战略，消化吸收全球核电发展的新经验和新教训，并为未来可能更成熟、更稳健的重启积蓄力量。

第四章：争议的漩涡：越南核电的多方博弈

越南的核电计划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复杂而深刻的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技术和经济层面，更触及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个维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由政府内部不同派系、沉默但并非没有意见的公众、以及怀着各自利益诉求的国际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多方博弈。理解这场博弈，是解开越南核电之路为何如此曲折的关键。

4.1 政府立场：内部的分歧与统一的雄心

在外界看来，越南政府似乎是以统一的声音在推动核电。但实际上，其内部存在着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交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节奏。

•支持派（“技术驱动派”）： 这是推动核电计划的核心力量，主要由负责能源、工业、科技的政府部门和国有能源巨头（如越南电力集团EVN、越南油气集团Petrovietnam）构成。他们的主要论点集中在：

￮能源安全： 认为核电是摆脱化石燃料进口依赖、保障国家能源主权的终极解决方案。

￮经济发展： 坚信稳定且价格可预期的核电是支撑越南成为“世界工厂”的必要基石 。

￮国家地位： 将掌握核电技术视为越南迈向现代化、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

•谨慎派（“务实风控派”）： 这部分声音主要来自经济规划、财政部门的官员以及部分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和国会代表。他们并非绝对反对核电，但对其实施的时机、方式和成本效益持有保留意见。他们的主要关切点在于：

￮经济风险： 担忧核电站巨大的前期投资会拖累国家财政，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能力差距： 质疑越南在短期内是否具备独立、有效的核安全监管能力和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储备。

￮替代方案： 认为应该优先充分挖掘节能潜力，并大力发展成本更低、建设周期更短的可再生能源。

•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在越南的政治体制下，重大决策虽由党和政府高层做出，但也会受到不同部门利益、专家意见和（有限的）社会反馈的影响。核电计划从启动到暂停再到重启的反复过程，正是这两种力量在不同时期、不同内外部环境下博弈消长的结果。2016年的暂停决定，可以看作是谨慎派的观点在当时特定的经济和安全背景下占据了上风。

4.2 公众舆论：沉默下的暗流涌动

公众接受度是所有国家发展核电都必须面对的关键挑战。然而，在越南，评估真实的公众态度却异常困难，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舆论黑箱”。

•缺乏权威民意调查的困境：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尽管核电是如此重大的公共议题，但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内，未能找到任何由越南社会科学院（VASS）或越南统计总局（GSO）等国内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全国性、定量抽样调查报告 。这使得所有关于“公众支持”或“公众反对”的论述都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撑，更多依赖于定性研究、媒体报道和个案分析。

•信息不对称与媒体引导： 越南的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关于核电的报道大多是正面的官方宣传，强调其必要性、清洁性和安全性。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很难通过主流媒体公开表达，这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公众难以获得全面、客观的信息来形成独立的判断，其“沉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赞同。

•零星的反对声音与地方社区的抗争： 尽管缺乏大规模的抗议，但反对的声音从未消失。一些知识分子和公民通过有限的网络空间表达了对核安全的担忧。更直接的反对来自项目所在地——宁顺省。当地居民，特别是世居于此的占族（Cham）少数民族，表达了深刻的忧虑 。

￮占族社区的特殊关切： 宁顺是越南占族文化的核心区域。核电站的建设需要征用大片土地，这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家园、农田和祖先的坟地。更深层次的担忧在于，核电站这一巨大的现代工业设施，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景观，对占族独特的文化传承构成冲击。他们的抗争虽然规模有限，但代表了核电项目在地方层面可能遇到的最直接的社会阻力。

4.3 国际社会：支持、疑虑与地缘政治

越南的核电计划从一开始就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连，国际行为体的态度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项目的走向。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角色： 作为全球核能发展的推动者和监督者，IAEA对越南发展核电持积极支持态度 。IAEA通过其“综合核基础设施审查”（INIR）等机制，为越南在法律法规、安全监管、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援助和专家指导 。IAEA的支持为越南核电计划的合法性和专业性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背书。

•技术输出国的商业与战略利益： 俄罗斯、日本、韩国、法国、美国等核电技术强国，都将越南视为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兴市场。他们积极向越南推销自己的技术和融资方案。这种竞争一方面为越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各国背后也附带着各自的地缘政治考量。例如，俄罗斯将宁顺1号项目视为巩固其与越南传统友谊、扩大在东南亚影响力的重要抓手。日本则希望通过宁顺2号项目，输出其高质量的核电技术和标准，服务于其国家经济战略。

•地区安全与核不扩散的担忧： 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层面，东南亚地区出现新的核电国家，也引发了一些安全专家的关注。尽管越南一再强调其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并严格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仍有观点担忧，核技术的扩散可能在未来引发地区军备竞赛，或核材料、核设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风险。这种担忧虽然并非主流，但构成了越南核电计划必须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越南的核电争议是一个多层次、多主体的复杂网络。政府内部的政策辩论、公众沉默下的潜在焦虑、地方社区的生存关切以及国际社会的多元影响，共同交织在一起，塑造了越南核电计划一波三折的命运。未来的重启之路，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越南政府如何更有效地驾驭和平衡这些复杂的博弈关系。

第五章：重启与展望：越南核电的未来之路（2023年至今）

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沉寂之后，越南的核电计划在2023年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挑战和全球能源格局的深刻变化，越南政府毅然决定重启核电计划，并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5.1 回归议程：重启核电计划的驱动力

促使越南在2023年重启核电的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内外多重压力的合力结果。

•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 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驱动力。核电项目暂停后，越南转向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扩大电力进口。然而，2023年和2024年越南电力供应再次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北部工业区因高温干旱导致水电骤降40%，部分地区供电缺口高达26%-30%。2023年6月的一场大停电直接导致三星、富士康等企业产线停摆，英特尔因此取消在越南北部建设新厂的计划，越南经济损失惨重。这让决策层痛苦地认识到，过度依赖水电和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而缺乏足够稳定基荷电源的能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核电作为唯一能够大规模提供零碳、稳定基荷电力的非化石能源选项，其战略价值被重新认识。

•“净零排放”目标下的脱碳压力： 越南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意味着越南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步淘汰煤电。要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又要满足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仅靠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是远远不够的。核电因此被视为实现能源转型和气候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拼图。

•地缘政治变化与对稳定性的追求：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化石燃料价格剧烈波动，给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越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冲击。这进一步强化了越南寻求能源独立、降低对外部市场依赖的决心。核电燃料（铀）的供应来源更多元化，且一次装料可运行18-24个月，能提供极高的能源稳定性，这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时代显得尤为宝贵。

5.2 新蓝图：《第八号电力发展规划》（PDP8）下的核能定位

越南重启核电的决心，最权威的体现是将其正式写入国家最高能源战略规划——《第八号电力发展规划》（PDP8）之中。2024年批准、并在2025年进一步细化的PDP8修订版，历史性地首次将核电视为国家能源结构的组成部分，并为其设定了明确的发展路径 。

•官方目标与时间表： 根据PDP8，越南计划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实现首批核电机组的并网发电 。初期的装机容量目标设定为4000至6400兆瓦，这与原宁顺项目的规划规模大致相当。这表明越南可能会在原宁顺项目的基础上重启，但也可能考虑新的厂址和项目规划。

•长期愿景： PDP8还为核电的长期发展描绘了更宏大的蓝图。规划提出，到2050年，越南的核电装机容量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500兆瓦至14,000兆瓦，甚至更高 。这显示核电已被定位为越南未来能源系统的长期支柱之一。

•技术路线的重新评估： 与十年前几乎只关注大型压水堆不同，新一轮的核电规划在技术路线上展现出更大的开放性。除了继续考虑如俄罗斯VVER-1200、韩国APR1400、法国EPR等成熟的第三代大型反应堆技术外，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s）也进入了越南的视野。SMRs具有初始投资小、建设周期短、选址灵活、安全性高等潜在优势，可能更适合越南的国情和电网特点。预计越南将在未来几年对不同技术路线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评估，以做出最终选择。国际合作的伙伴也可能更加多元化，法国、韩国等国都已表现出浓厚的合作兴趣 。

表：越南核电发展规划主要目标（至2050年）

领域

2030/2035年目标

2050年远景目标

实施重点

装机容量

首批4-6.4 GWe投运

累计达到约12-14.4 GWe

以宁顺项目为起点，分阶段有序推进新厂址开发

法律体系

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子能法律系统、政策及管理机制

形成成熟、自主、先进的法律与监管体系

修订《原子能法》，颁布配套细则，建立独立高效的监管机构

技术能力

部分核科技应用领域达到地区先进水平

整体科技水平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逐步掌握先进技术自主权

建设核科技中心，参与国际研发（如MBIR快堆），加强SMR等新技术研究

人力资源

建立满足核电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形成涵盖设计、建造、运营、监管和研发的完整人才体系

升级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大规模国内外培训，制定专项福利制度

国际合作

完成首批项目国际招标与建设合作

成为地区核能合作与技术交流的关键节点

坚持多元化合作，深化与IAEA、俄罗斯、美、日、韩等的伙伴关系

2025 年 2 月 5 日，政府颁布了第 245/QĐ-TTg 号决定，批准了到 2030 年的核能发展和应用总体规划，并展望了 2050 年。该政策强调了完成和扩大核电基础设施的紧迫性，特别是宁顺核电项目。它的目标是到 2036 年让两座核电站投入运营，同时继续为后续项目做准备

此外，该决定还为将核能更广泛地融入医疗保健、农业、工业等各个领域设定了关键目标，以加速行业增长。

第 245/QĐ-TTg 号决定：2030 年前核能发展和应用总体规划，展望 2050 年

应用领域

2030 年目标

2050 年目标

卫生保健

· 50–60% 省市的肿瘤科室配备有放射治疗设备

· 越南的申请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保持一致。

· 45–50%省市设有核医学科。

· 核能的科学技术和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达到国际标准。

自然资源与环境

· 发展气象、水文、水资源、地质、矿产勘探、环境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核与辐射技术。

· 先进的核技术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气象水文监测、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海洋酸化研究。

· 投资建设土壤、水和空气中放射性同位素分析实验室。

· 辐射技术用于处理因工业和日常活动而造成环境污染的某些类型的废物。

农业

· 投资建设重点农业地区辐射与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设施。

· 建立了亚太地区一些领先的核农业中心。

· 辐射和放射性同位素在作物育种、微生物学、植物保护、畜牧业和兽医学中的应用。

· 核能在国际范围内应用于植物育种和杂交，并向该地区的国家转让技术。

工业的

· 在工业领域应用辐射和放射性同位素，发展辐射设备，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 辐射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得到广泛应用，促进了工业增长并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 扩大生产并加速辐照产品和材料的商业化。

研发与人力资源

· 升级现代化核技术研究和应用实验室。

· 越南核科学技术能力已发展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 在同奈建立核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拥有10MW核反应堆。

· 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高技能的劳动力支持辐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和核电发展的进步。

· 提供国内外本科和研究生培训。

· 发展与核能相关的教育机构、医疗基础设施和研究设施。

5.3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方向

尽管蓝图已经绘就，但越南核电的重启之路绝非坦途。它依然需要克服十年前导致项目暂停的那些核心挑战，甚至面临新的问题。

•融资难题： 这仍然是最大的拦路虎。核电站的资本密集型特性没有改变。根据PDP8的估算，越南到2030年的电力部门总投资需求高达1363亿美元，其中核电将是投资额最大的单一项目类别。在越南公共债务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为核电项目找到可持续的、风险可控的融资模式，将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这可能需要探索包括政府主权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出口信贷以及公私合营（PPP）等在内的多元化融资组合。

•技术与人才鸿沟： 尽管越南已有一批海外培养的核能人才，但要支撑一个完整的核电产业，从建设、运营到监管，所需的人才规模和质量要求都是巨大的。越南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系统的人才培养和保留计划。同时，如何通过技术转让，逐步建立起本国的核电产业链，实现从“买家”到“参与者”的转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公众沟通与信任重建： 2016年的暂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疑虑。在新一轮的核电推进中，越南政府必须吸取教训，将公众沟通和参与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需要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主动、科学地回应公众对核安全、核废料处理等问题的关切。仅仅依靠官方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建立基于信任的对话是赢得社会共识的唯一途径。

•法律与监管框架的现代化： 越南2008年颁布的《原子能法》已近二十年，需要根据最新的国际安全标准（特别是IAEA的安全导则）和新技术的发展（如SMRs）进行全面的修订和升级。加强核安全监管机构VARANS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技术能力，确保其能够对未来的核电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监管，是保障核电安全发展的基石。

第六章：越南核电技术路线选择与国际合作模式

越南核电技术路线选择经历了从传统大型反应堆到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转变。在早期规划阶段（2009-2016年），越南选择俄罗斯的VVER-1200压水堆和日本的ABWR沸水堆作为主要技术路线，这两种技术均为第三代核电机组，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2024年重启核电计划后，越南开始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作为优先选择。SMR容量通常在300MW以下，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工厂预制、现场组装，大幅缩短建设周期，降低初始投资成本，适合越南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越南原子能研究所的规划，越南目标是在未来几十年内掌握SMR技术，计划到2035年部署约8-10个机组，到2045年部署30-35个机组。

越南科技部下属的越南原子能研究所专家杨成通解释说，SMR的优势在于其小尺寸、模块化结构和非能动安全系统，可以稳定运行，风险低于传统反应堆。由于初始投资成本较低，并且能够快速部署在包括岛屿或偏远地区在内的各种地点，它们还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此外，SMR的高灵活性使其能够轻松集成到现有电网中，与可再生能源结合使用，或用于非电力用途，如海水淡化、制氢或合成燃料生产，这非常适合越南电力需求增长快、电网稳定性不足的现状。

在国际合作模式上，越南采取了多元化策略，但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显著影响：

1.俄罗斯合作：越南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保持密切合作，双方于2025年5月签署《2030年核技术发展跨部门路线图》，并计划在同奈省合作建造东南亚地区最先进的研究堆。俄罗斯建议越南采用VVER-1200压水堆技术建设核电站，但需提供主权担保贷款，年利率高达6.5%。俄罗斯还计划在2025年底前签署宁顺1号核电站建设合作协议，但工期需10年以上，与越南五年目标存在冲突。

2.法国合作：2025年5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法国电力公司（EDF）与越南国家电力集团（EVN）签署了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进行定期交流，并共同制定合作路线图。法国提议采用EPR技术，但要求控股51%，这一条件引发了越南对能源主权的担忧。

3.韩国合作：韩国电力公社（KEPCO）向越南提出了共同投资、共同开发的模式，类似于韩国在阿联酋巴拉卡核电项目上成功应用的模式。韩国建议越南采用APR-1400小型化版本，但合作进展缓慢。

4.美国合作：越南与美国西屋电气集团（Westinghouse）在2025年5月的双边对等贸易协定谈判期间进行了接触，但美国尚未建成商用SMR，技术仍处研发阶段，合作停留在信息共享层面 。

越南在核电技术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考量，刻意回避中国技术。尽管中国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造价约2500美元/千瓦，工期约6年，具有显著的经济和工期优势，但越南以"政治风险"为由拒绝，转而选择俄罗斯和法国等国的技术。这种选择反映了越南在南海争端等政治因素影响下，对能源主权的敏感考量，也体现了越南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战略意图。

第七章：越南核电发展的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争议

越南核电发展面临多重争议，其中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是三大核心争议点。

在经济争议方面，越南核电项目的预算从最初的89亿美元飙升至220亿美元，占2025年越南GDP的5%左右。同时，越南还计划投资670亿美元建设南北高铁，两大项目叠加，越南全年财政收入的40%都将用于这两个"无底洞"。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警告，越南外债规模已达GDP的45%，继续举债建设核电站将触发主权信用降级。此外，越南电力需求预测显示，2025年电力缺口预计为35亿kWh，但核电LCOE（约96美元/MWh）高于太阳能（58美元/MWh），且需主权担保贷款，而可再生能源成本更低。越南科学联合会曾建议转向储能和智能电网，认为若将北部四个大水库接入抽水蓄能系统，可再生能源穿透率能从30%抬到52%，但这一建议被越南能源部压了一年才公开。

在安全争议方面，越南核电站选址存在重大地质隐患。越南宁顺省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日本工程师测算显示该区域地下断层活跃度超标30%。此外，越南缺乏独立的核安全监管体系，2025年1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越南开展的综合核基础设施评审（INIR）指出，越南在核安全法规、监管框架和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越南辐射与核安全局国际合作司司长Thuy Anh Bui Thi承认，越南核安保制度仍有差距，需要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更严重的是，2016年项目暂停后，越南关闭了高校的核工程专业，首批派往俄日深造的技术骨干归国后无岗可就，被迫转行从事房地产、IT或翻译工作，导致核电人才断层严重。

在地缘政治争议方面，越南核电发展计划被视为其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筹码。越南拒绝中国核电技术，主因是南海争端等政治风险，尽管中国方案在成本和技术成熟度上具有明显优势。越南选择俄罗斯和法国技术，也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俄罗斯贷款需主权担保，法国要求控股51%，这些条件引发了越南对能源主权的担忧。同时，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日本等国保持一致，这也影响了其核电合作伙伴的选择。日本驻越大使伊藤直树在2025年12月8日的声明中明确表示，日本退出宁顺2号核电站项目的主要原因是工期过于紧凑，无法在2030年前完成建设。这一声明也反映了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后对海外核电项目的谨慎态度。

第八章：越南电力需求与核电必要性分析

越南电力需求快速增长是推动其核电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越南工业和贸易部预测，2020-2025年越南电力需求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9.4%-9.8%左右，远高于2016-2020年的8.3%。2025年越南电力需求预计增长12%-13%，若不采取紧急措施，全国性停电可能成为现实。越南电力监管局(ERAV)的基准情景预测显示，2025年越南电力需求将增长10%-12%，与GDP增长率6.5%-7%一致。在极端情况下，受突破性经济表现和恶劣天气条件影响，电力需求可能增长15%以上。

越南电力缺口问题日益严重。根据越南政府官方数据，2021-2025年越南电力缺口分别为66亿、118亿、150亿、70亿和35亿kWh，占2020年总电量比例分别为2.8%、5.0%、6.4%、3%和1.5%。这些缺口主要由可再生能源不稳定性、燃气电站建设滞后和水电资源有限等因素导致。2023年越南北部发电量为750亿度，而用电量高达931亿度，供需缺口达到200亿度。2024年前五个月，煤电占比平均达到59%，高峰时段甚至超过70%，显示越南电力供应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仍然较高。

越南电力结构存在明显短板。截至2019年中期，越南水电占比36.9%，燃煤火电占比34.6%，燃气火电占比16.6%，可再生能源占比9.4%。尽管越南政府在2020年8月制定的第八次电力发展规划（PDP8）中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限制燃煤发电，但实际进展缓慢。例如，规划中的23个燃气电站目前仅有一座在运营，而水电资源有限且项目开发风险较大，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不稳定性难以解决。

越南选择核电的主要原因是解决可再生能源不稳定性带来的电力供应问题。核电作为稳定的清洁能源，虽然投资建设成本较高，但燃料、运营和维护成本较低，且年运行时数高达7000小时，发电量远高于同等功率其他类型电厂。越南政府认为，核电有助于多样化供应来源，做好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能源转型，同时也有助于越南发展高质量人力资源，提高科技潜力，参加全球核电产业供应链。

然而，越南电力集团（EVN）面临的财务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挑战。2024年，EVN投资超过1020亿越盾用于电力设施建设，并制定3个紧急预案应对电力短缺。2025年5月，EVN执行新标准零售电价，不含增值税电费均价上涨4.8%至2204.0655越盾/千瓦时，显示其面临成本压力。此外，EVN还与中国能建中电工程签署了合作协议，但在核电领域仍排除中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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